我们上一章谈到了万历皇帝个人所谓的酒色财气的问题。而由“国本之争”引发的党争的问题、矿监税使的问题、“三大征”的问题、女真崛起的问题，都是在万历时期出现的。这些问题，万历皇帝如果处理得好，明朝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。但非常遗憾的是，他并没有处理好。
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，许多朋友和我有过交流，我也到网上浏览过各种信息，发现有很多种观点。我归纳了一下，大致是这些：有认为是亡于宦官的，也有认为是亡于文官的；有认为是亡于党争的，也有认为是亡于“国本之争”的；有认为是亡于矿监税使的，也有认为是亡于“三大征”的。当然，也有我们前面说到过的，认为是亡于万历本人惰政的，以及认为是亡于崇祯皇帝个人能力有限的。
本章我们来讨论一下明朝是亡于宦官还是亡于文官。
明朝的国家制度呈现出“双轨制”的特点：明朝有一套文官系统，负责管理国家事务；又有一套宦官系统，其中的机构设置几乎和文官的系统对等，也就是说外廷有什么文官机构，内廷就有什么机构与之对应，所以明朝的宦官系统非常庞大。我将其称为“以内制外”，这是明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。
随着政权、国家及君主制的出现，宦官群体出现了。由于各种原因，人们往往认为，宦官是中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群体之一，但实际上，宦官里也有很多伟大的人物，比如明朝的郑和。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航海壮举，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。在这以后，一直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远航到亚丁湾打击索马里海盗，中国海军才又一次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。当然，这两次之间还有一次，晚清时期，清政府到欧洲买船时，海军曾渡过印度洋。但那一次只是路过，而不是去办事。
东汉时期的宦官很猖獗，但是其中出了一个蔡伦，他改进了造纸术，发明了“蔡侯纸”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非常大。美国一个跨行做历史研究的天文学博士曾写过一本畅销书，《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》，蔡伦不但被收录其中，排列的位置还很靠前，仅次于孔子——孔子排在第五，蔡伦排在第七。所以说，中国历史上也出了很多伟大的宦官。某种意义上，受了腐刑的司马迁也是宦官，但是他并没有在宫廷里服役，所以不能算在内。
中国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有三个时期。
第一个是东汉。东汉第一代皇帝是汉光武帝，他是一位伟大的帝王。汉光武帝之后是汉明帝和汉章帝。汉章帝死得早，他儿子汉和帝继位时年龄很小。从汉和帝开始，几乎后来所有的东汉皇帝都是幼年（充其量是少年）继位，有些继位时甚至还在襁褓中。这样一来，皇帝的母亲就要听政，而他们的母亲都还只是少妇。小皇帝如果是三岁，他母亲充其量只有二十多岁；小皇帝如果是八岁，他母亲充其量也只有三十岁。她们没有政治经验，不会理政，只能靠她们的哥哥、父亲乃至祖父。所以，从汉和帝时期开始，东汉就出现了外戚专权的情况。皇帝逐渐长大，开始想要亲政，但是他的母亲、舅舅、外公都无视他的成长，继续把他当小孩子看，绝对不放权力。皇帝都是有个性的，也都是受过教育的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就想要从外戚手中夺权。夺权靠谁？母亲家靠不住，父亲家已经被隔离，而文官一般依附于外戚，甚至可以说，外戚就是文官的首脑。最后皇帝只有依靠宦官，依靠那些从小陪他吃喝玩乐，陪他长大，陪他学习，甚至已经被他当作好朋友的宦官。皇帝和宦官要夺权，外戚不给，于是就会发生宫廷政变，皇帝得以铲除外戚。皇帝掌权之后，他继续依靠宦官，所以就出现了宦官专权的情况。
然而，夺权不久皇帝又死去了，继位的又是个小皇帝，又变回了外戚专权的局面。所以东汉循环往复，六个外戚家族先后专权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。因此，也就一定有六次铲除外戚的斗争和斗争后重新出现的宦官专权局面。宦官专权以后，许多和外戚有关系的正派人士也受到打击，后来的“党锢之祸”就是如此。一直到袁绍进京，才把宦官全部杀掉，但东汉也就亡了。东汉后期，宦官成为皇帝的保护神，有宦官在才有皇帝，如果没有宦官，皇帝也不复存在。
第二个是唐朝。唐朝的问题出在“安史之乱”以后。唐朝前期，官员和汉朝的官员一样，都是“出将入相”的——到外地特别是边境地区，就成为将领，回到京师，就成为宰相或其他文官。这样一来，唐朝大臣，特别是边境的大臣权力就比较大。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，皇帝意识到原本受信任的安禄山、哥舒翰都是少数民族，其他大臣中虽然有汉人，但也不受信任，于是皇帝派宦官监军。监军的权力很大。“安史之乱”爆发之初，安禄山、史思明的军队攻打长安的门户潼关，哥舒翰固守潼关，在前线监军的宦官逼迫他出击，才导致哥舒翰战败被俘。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宦官监军在唐朝变成了一种惯例。特别是在唐肃宗继位以后，宦官开始掌握军权、处理军机，所以唐朝后期管军事的枢密使都由宦官担任。而唐朝最厉害的御林军——神策军也掌控在宦官手中。唐朝宦官此时可以废立天子，也可以进退宰相。
唐朝有一个著名的官员叫李德裕，他在淮南做节度使的时候，听说监军的宦官要回京做枢密使，就送给了他很多的钱财。后来这个宦官没走成，就要把钱财退回给李德裕。李德裕说：“我们之间是好朋友的关系。我送你礼物，不是因为你要升官，即使你不升官，我们也是好朋友，所以不会收回礼物。”这个宦官很感动。过了若干年，这个宦官果真去长安做了枢密使，于是才有了李德裕进京做宰相的后文。可见，有时候宦官跟文官的关系也很密切。
第三个就是明朝。无论是汉还是唐，宦官专权都是在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发生的。但明朝不是这样，明朝的宦官是国家机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他们已经融入明朝的国家机器了。
我在前面说过，明朝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“双轨制”，即外廷的文官有什么衙门，内廷的宦官也一定有相应的衙门。比如，废除宰相以后，外廷地位最高、权势最大的是内阁，然后是六部中的吏部尚书；内廷则有司礼监，它可以对应外廷的内阁和吏部。明太祖在位时就已经设立了全套的宦官机构。明朝人以及明史研究人员把明朝的宦官机构称为“二十四衙门”，即十二监、四司、八局。实际上，除了这二十四衙门以外，还有很多的库、馆等。
明朝的宦官衙门系统极其庞大。内廷第一监是司礼监。司礼监本来不是十二监的第一监，原来的第一监是内官监，后来随着司礼监权力的扩大，司礼监成了内廷的第一监。其中有掌印太监、提督太监、秉笔太监，而秉笔太监还分第一人、第二人，等等。另外还有提督东厂太监、提督军营司礼太监。虽然外廷的内阁以票拟来掌握国家大事的处理权，吏部掌管官员的任命，但内阁和吏部的系统加在一起，都不一定能够和司礼监抗衡。明朝人说司礼监和内阁是“对柄机要”，固然有一定道理，但远远没有概括司礼监的全部功能。
我们来看看在这种“双轨制”之下，明朝的国家大事是如何决策的。明朝在形成内阁票拟、司礼监批红的运作模式以后，所有的地方事务都要相应地报告给中央的六部和都察院，然后六部和都察院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，由文书房直达御前。皇帝将这些意见交给内阁处理，内阁根据祖宗法度、圣贤道理和实际情况进行票拟，即用黑笔字代表皇帝进行批示，批完了以后要交回去，皇帝再交给司礼监的宦官批红。一般来说，对于国家大事，内阁怎么处理，司礼监就怎么照抄，但不是作为司礼监来抄，而是代表皇帝用红笔照抄，抄好了以后把它发到六科，这就是圣旨了。明朝不仅有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负责处理国家大事；还有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，负责稽查六部百司之事。每一科的掌印长官都给事中仅有七品，而一般的左右给事中都是从七品。这是以七品官来对二品衙门（六部）的事务进行批驳，同时对皇帝的诏令也进行封驳。
皇帝通过司礼监的批红而下达的诏令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处理各种事务的批文，一种是针对不同事情下达的圣旨。无论哪种，都得到六科进行审批。如果六科觉得这些诏令不符合祖宗法度，不符合圣贤道理，尤其是不符合当下形势，就可以把它们驳回。嘉靖皇帝即位之初，下的若干道手谕都曾被六科驳回，把皇帝气得要命。明朝的办事程序就是如此。
很多人以为司礼监和内阁是对抗关系，那就错了，它们是合作关系，是皇帝的左右手，一只手票拟，一只手批红。而且，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，在内廷设立了内书堂，专门教导小宦官读书识字。后来这些宦官大多进入了司礼监和文书房。至于内书堂的老师，则都出自翰林院，后来不少进入内阁。所以，司礼监的宦官多为大学士们的学生。
很多研究者只看到明太祖立过铁牌，规定过宦官不得干预政务，直到明英宗时王振专权后，铁牌才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内书堂培养出来的宦官，就是用来干政的，那这个铁牌保得住吗？
我在《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》中专门讨论过相关问题。明代司礼监的宦官是有文化的宦官，文化程度甚至不比外廷的文官差。因为他们的老师比外廷文官习举业时的老师资历更高，宦官是翰林院的这些官员教出来的。他们跟内阁大学士之间有师生之谊。即使没有师生之谊，他们在传统教育的熏陶下，也有共同的理念——他们是共同为明朝服务的，是共同为治国安民服务的。